吴道平：张爱玲“红学”研究
张佩纶(1848-1903)“论才宰相池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张爱玲“红学”研究的条件：自己是作家，《红楼梦》和《金瓶梅》是她“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熟读红楼梦，周汝昌说她，“十龄早辨石头记，定是红楼梦里人”。熟悉《红楼梦》文本。她出生于晚清豪门，除了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之外，母亲也出自晚清长江巡阅使黄翼升之家。因此她对清代官宦人家的生活非常熟悉。
张爱玲《色.戒》：“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权势是一种春药”，
俞平伯读通了《红楼梦》。1979年，他写了下面几句话：“以世法读《红楼梦》，则不知《红楼梦》；以《红楼梦》观世法，则知世法。”《红楼梦》是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张爱玲，《红楼梦》中角色的经验已经与她自身的意识融为一体。周汝昌说她“定是红楼梦里人”，是对她人格准确的概括。她以《红楼梦》观“世法”， 见微知著，懂得“天网”之内，哪里存在一个允许你“别白是非”的地方！果断出逃。
比张爱玲年轻10岁的王佩璋，出了校门就入研究所，熟读《红楼梦》，却隔断了“红楼”与“世法”，始终是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她学不到王熙凤的手腕和狡诈，薛宝钗的世故圆滑，探春的泼辣，甚至也没有李纨的守拙装傻，却有林黛玉的清高，妙玉的孤傲，晴雯的争强好胜，尤三姐的刚烈 — “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这些性格有其一，在中国社会就足以让她命途多舛，到处碰壁；四者具备，又一意追求“别白是非”，哪有她的容身之地！1966 年 7 月的一天夜里，王佩璋服用安眠药自杀，年仅 36 岁。
notes:
龚自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台湾作家王鼎钧：文革是一个“人人学习无情”才能苟活的年代。
吴道平：人与自然分裂，人与社会冲突，强制、压迫随社会而来，无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龚自珍、我们，乃至每一个人的悲剧，与生俱来。
刘逸生《龚自珍乙亥杂诗注》
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林昭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Carl Sagan: I have a foreboding of an America in my children’s or grandchildren’s time — w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economy; when nearly all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slipped away to other countries; when awesome technological powers are in the hands of a very few, and no one representing the public interest can even grasp the issues; when the people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set their own agendas or knowledgeably question those in authority; when, clutching our crystals and nervously consulting our horoscopes, our critical faculties in decline, un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feels good and what’s true, we slide, almost without noticing, back into superstition and darkness…
徐令予：美国国债
新债换旧债、利率由市场决定，收益率随资金流动起伏；美联储通过流动性调控影响利率曲线，通胀与预期共同塑造债券价格。美国国债以内债为主、以美元计价，是全球资产配置的底仓，既是融资工具，也是财富存储容器；危机时私人去杠杆、政府接盘托底，债务在体系内部循环沉积，它不会破产，只是不断地堆高。
判断一个国家的债务风险，不能单看债务的规模，最关键的考核指标是：债主是谁？债务用什么货币结算？债劵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美国不是高外债国家，而是高内债国家，养老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商业银行等美国机构持有大约为60%，美联储持有约15%，外国政府与机构持有不足25%左右。美债以美元计价。美债不是普通债券，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优质资产，是养老金配置的底仓、银行流动性的抵押品，也是稳定世界利率与汇率的锚。只要美元仍是结算货币，美债就难以被替代。债券作为一种投资产品，它的安全性、流动性比收益率更重要，所以美债从来就是投资者的抢手货。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美债的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位，这也是推高美国债务的重要原因。因为低收益率减少了债务者的融资成本，不借白不借。越富的人越能借到更多的钱，这本是金融世界的底层逻辑。说到底，美国政府的高负债就是国家富俗的代价和副产品。
对个人而言，财富的存储和保值一直是个难题：锁进保险箱不能增值而且也不是很安全；存入银行有利息，但跑不赢通胀，而且银行也会倒闭；房地产回报较高，但变现能力太差；股票回报高但风险也高。而国债是现代国家提供给私人与机构的一种低风险、可长期持有并有收益、又可随时变现的最佳投资方式。在成熟市场经济里，国债是养老金、保险基金、银行与稳健投资者的基础资产，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财富存储容器。
语言的留白与空性
文学语言系统性地在意义的表面制造留白，让那个无法被语言完全捕捉的层面渗进来。当留白足够多、足够密，符号的表面就不再是实体，而变成了一个全面敞开的场域——这就是空性。留白是手段，空性是结果。
- 两种语言，两种意图：功能语言和文学语言
功能语言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把意义彻底固定。一份操作手册的理想状态是：每个词只指向一个所指，每个句子只有一种解读，读者读完之后不应该有任何疑问，也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感受。它越成功，就越透明。透明是它的美德。任何歧义、任何模糊、任何让读者停下来多想一秒的地方，都是它的失败。读完一份操作手册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正是因为它成功了：它把所有意义都转移到读者的行动里，自身消失得干干净净。
用索绪尔的框架说，功能语言活在纯粹的符号系统里。语言是差异的网络——意义通过差异产生，通过规则流通，通过约定俗成被固定下来。功能语言的目标是让这个系统运转得尽可能顺畅，不留任何摩擦，不产生任何剩余。
文学语言的逻辑正好相反。它不消灭歧义，它生产歧义。它不试图把意义说死，而是把意义悬置在一个半开放的状态里。它制造的不是清晰，而是一种有生产性的模糊——读者在里面感到某种东西，却无法完全说清楚那是什么，于是一遍遍回来，试图再靠近一点。
- 留白是怎么制造的
意象的悬置是最直接的方式。把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差异立刻清晰。高骈《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两首都是好诗，但性质不同。
贺知章的柳树被”碧玉”“绿丝绦”“剪刀”这些意象层层包裹，表象丰满，几乎每一寸都被语言填满了。高骈的夏日却在最后留下了”满架蔷薇一院香”——香气是无形的，弥漫的，无法被视觉固定的。表象在这里悄然退场，空性渗入。高诗与贺诗的差异，不在于”高低”，而在于”空性的密度”——前者为实在界（指无法被语言完全符号化的真实层面）留出了更多渗入的空间。
时间的错位是另一种方式。杜牧《江南春》前两句是充斥耳目的表象——莺啼花红，水村酒旗，春色迷人。这些是铺垫，是符号界的饱满积累。高潮在后两句的实在界悄然登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已灭，古寺尚存，千年的历史残影被烟雨渲染得神秘朦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实在界，在拉康那里不是”现实”的意思，而是指那个无法被语言完全捕捉、却真实存在并持续作用的层面——你感受到某种强烈的东西，却无法说清楚它是什么，那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实在界的边缘。
杜牧这首诗的震撼力，正来自实在界通过时间空位渗入符号界的那一刻——后两句是实在界对前两句符号界的入侵。苏轼《赤壁怀古》是同样的结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的幽灵在当下的景象里浮现，空位在壮阔的自然与消逝的人物之间打开。
时间错位的另一面是缺失。凡是从实在界返回的人、事、物，都会让诗词充满冲击力。晏殊《浣溪沙》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是去年的花，燕是去年的燕，却再也不是去年的那个时刻。消逝的东西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方式返回，带着那个无法被抹去的时间空位。
王之涣《凉州词》里玉门关外的羌笛，是春风都吹不到的地方，更像冥界或幽灵出没的界域。王昌龄《出塞》里”秦时明月汉时关”，月是秦时的月，关是汉时的关，两个不同朝代的时间叠压在同一个画面里，直接召回了历代阵亡将士之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沉船和病树来自实在界，是死亡，但又是重生的基础，所以才成为千古名句。动人的元素总是来自过去，来自回忆，从实在界返回。
崔护《题都城南庄》是这个机制最清晰的例子：”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前两句追忆过去，后两句感叹现在。一切都因为去年的”人面”今年不再——少女的消失造成了一个黑洞般的心理空位，吸引并集聚各种情绪：猜测、惆怅、迷茫、思念。
晏殊《蝶恋花》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是同样的结构——那条天涯路上有什么，诗里从未说清楚。望尽的是什么，等待的是谁，全都悬而未决。正是这个悬而未决的空位，让这句词在读者心里留下了比任何具体答案都更持久的重量。
声音和节奏是更基础的方式，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平仄、韵脚、节奏——这些形式上的约束制造的是身体层面的共鸣，先于意义发生。《游子吟》里”密密”和”迟迟”的语音悦耳亲切，是感性的表露和节奏的流淌，保持着母性记号印刻在儿子身上的血肉相连的痕迹。你在读懂一首诗之前，身体已经先被那个节奏触动了。
这种触动不经过符号界的处理，直接作用于身体，是实在界介入的方式之一。柳永《雨霖铃》的慢词节奏也是如此——”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六字-三字-四字-四字），或”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三字-五字-七字）。短句的急促与长句的绵延交替，造成节奏的停顿和延宕，让身体先于意识感受到离别的重量。
- 语言学家雅各布森1896-1982指出，语言在两个轴上运作：选择轴（隐喻）和组合轴（换喻）。隐喻是意象之间的跳跃，不需要逻辑连接；换喻是一件事导向另一件事，有因果，有逻辑推进。
柳永《雨霖铃》里”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意象直接并置，没有任何连接词。这是纯粹的隐喻结构：读者必须用自己的情感去填补那个空隙。而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是完整的判断，结构严密，逻辑清晰，它的力量来自论断的锐利，不来自留白。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句句完整，意思清晰，几乎没有任何留白。这种”满”是刻意为之的反讽——考虑到诗人最终自杀，这首诗构成了”无法抵达的明天”的残酷张力。它的感人之处来自叙事层面，不是空性层面的敞开。
唐诗宋词的格律约束——字数限定、平仄规则——看似束缚，实则是逼出留白的装置。当诗人必须在二十八个字内完成表达，他无法把所有意思都说尽，只能压缩、省略、悬置。被迫省略的东西，恰恰成了留白的来源。一首七言绝句只有二十八个字，却能在读者心里留下几十年——不是因为它说了多少，而是因为在那二十八个字的空隙里，实在界有足够的空间渗入。
宋代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真相在虚实之间，幸福在有无之间。
Lacan：虚实之间和有无之间
- Lacan隐形结构是一切形而上的物质基础。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没有语言，没有”我”的概念。他有需求——饿了、冷了、疼了——但这些需求是混沌的、无差别的，他自己无法区分、无法命名。然后语言到来了。父母叫他的名字，给他的感受贴上标签——”饿”“痛”“开心”——他开始学会用词语来理解自己的状态。
看起来，语言只是工具，婴儿用它来表达先已存在的感受。但拉康说，这个顺序是反的。不是婴儿先有感受然后用语言表达，而是进入语言之后，他才开始有”感受”——才开始能够区分、命名、理解自己的内心状态。语言在他之前，语言决定他能感受什么、能想什么、能成为什么。
更关键的是：这套语言不是他选择的。他被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象征秩序——一套能指系统，一套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可欲、什么是可理解的规则。他在这套秩序里被命名、被指派、被给予一个位置。这个过程在他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完成。
这就是拉康底层结构的核心：象征秩序先于主体存在，主体是在被投入这套结构的过程中才被构造出来的。结构不需要主体的意志就能运转，它靠重复维持自身——每一次命名、每一次引用、每一次对规范的服从，都在强化这套结构，让它看起来像自然事实。主体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在执行一套早已写好的程序。
- the political and politics
2001年9月11日之后，一套逻辑以惊人的速度自动展开：谁是恐怖分子、什么构成威胁、哪些权利可以被暂停、哪些国家站在”我们”这边、哪些站在”他们”那边。没有人坐下来理性商议这套逻辑，它像结构的反射动作一样自动运转。《爱国者法案》在几周内通过，关塔那摩湾开始关押囚犯，整套”敌我区分”的机器启动了。这正是施密特说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在当代的一次典型显现。
施密特的命题是：政治的根基不是理性商议，不是利益博弈，而是敌我区分的可能性。这个区分不是从具体的利益冲突推导出来的——它先于具体冲突存在，是具体冲突得以被理解为”政治冲突”的前提条件。
施密特把政治性（the political）和政治（politics）区分开来。政治活动是选举、辩论、立法、谈判——这些是可见的、主体参与的行动。政治性是让这些行动得以发生的结构性条件，是那个划定敌我可能性的逻辑框架。它不是谁设计的，也不是谁可以取消的。在平静时期，它潜伏在制度背后；在危机时刻，它像9/11之后那样，自动显现，强迫所有人站队。
现在用拉康的钥匙来开这扇门。施密特的政治性，就是政治领域里的那套象征结构。它先于政治主体存在——你不是决定谁是敌人，而是被投入一个已经划定了敌我可能性的象征秩序，就像那个婴儿被投入语言一样。它靠重复运转——每一次安全话语、每一次危机叙事、每一次对威胁的命名，都在重复同一套逻辑。主体感受不到它，但被它决定——政治家以为自己在做判断，实际上是在执行结构早已写好的程序。
- performativity and performance
这正是巴特勒说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巴特勒区分了表演（performance）和表演性。表演暗示有一个先在的主体在舞台上自由演出；表演性说的是：没有这个先在的主体，主体本身是在反复表演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个女性高管之所以面临这个两难，不是因为职场有人明确规定了”女性应该如何表现”，而是因为一套关于女性气质和权威的规范，在她进入职场之前就已经存在，通过无数人的日常重复被维持着，让她不得不在它划定的范围内运作。
现在用拉康的钥匙来开这扇门。巴特勒的表演性，就是性别领域里的那套象征结构。它先于性别主体存在——你不是先有性别认同然后去表演，而是在被投入性别规范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认同，就像那个婴儿被投入语言一样。它靠重复运转——每一次服装选择、姿态、说话方式，都在重复同一套逻辑。主体感受不到它，但被它决定——那个女性高管以为自己在做职场选择，实际上是在应对一套早已写好的规范程序。
政治性是国家秩序的无意识，表演性是性别秩序的无意识
Slavoj Zizek 斯拉沃热·齐泽克：1989年，齐泽克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重要的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发展了一种更加分析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该概念大量借鉴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Carl Schmitt (1888-1985) 卡尔·施密特：1927年，施米特出版了他最着名的著作《政治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的第一版，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所有真正的政治都基于朋友与敌人之间区别的观点。
Judith Butler (1956-) 朱迪斯·巴特勒著作包含《性别惑乱：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1990）和《身体之重：论性的论述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1993）等，于其中挑战传统性别观，并提出“性别展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或译作“性别述行”）的概念。
books
- William Egginton, The Rigor of Angels: Borges, Heisenberg, Kant, and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 Pantheon Books, New York，NY., USA. 2023